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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的刽子手没事的时候吃斋念佛组图

2019/06/08 来源:杨浦信息港

导读

痛经小腹痛有血块有什么方式缓解痛经月经前小腹胀痛1925年11月22日,刽子手邓海山为自己不能入善堂(旧时民间慈善机构)十分懊恼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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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5年11月22日,刽子手邓海山为自己不能入善堂(旧时民间慈善机构)十分懊恼。有人说“他杀人数百,无入善之资格”,邓海山则回以“被杀之犯,系犯国法,与我何罪”,还是决意成为善堂中的一员。(1925年11月湖南《大公报》)

邓海山是否成功加入善堂尚未可知,但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,邓海山旧的刽子手身份,则必须经历新的死刑执行方式的考验。受西方文明的影响,国人开始注意人道主义的死刑执行方式,时人认为斩刑“极其残酷”“受刑之人感受无穷痛苦”“与人道相背驰,成野蛮举动”。

国人的讨论得到政府的回应,1914年,北京政府颁布《惩治盗匪法》,规定“死刑需用枪毙”,其后分别在1924年的《司法公报》、1928年国民政府《暂定刑律》得到着重强调、重申。直到1932年的《六法全书》,再次确立“死刑用枪毙”,枪毙遂成为主要的死刑执行方式。

尽管如此,邓海山那时“对于杀人职务,仍未肯解除”。从近百年死刑执行制度的变迁来看,邓海山们终究没能抵挡执行方式的人性化潮流,他们早已失业,活在后人的历史剧、小说、掌故之中。本报杨湘徽长沙报道

行刑前

向冬瓜上的划线砍去刀痕不偏不倚砍技方算到家

1925年,时年60多岁的邓海山在长沙县公署供职,民国成立后,湖南《大公报》说他就在长沙县充当刽子手,“历年以来,经手斩杀之盗犯,不下二三百名”。

相比之下,郴州人佟绍箕1921年后流落到湖南茶陵县衙,当了刽子手,1988年出版的《茶陵文史》登载的一篇回忆文章说,他在18岁时就拜过师傅了,“受过专门训练”,他显得更职业。

二人有着几乎相同的训练经验。邓海山临近行刑日期时,要做的一件事便是,磨刀。刽子手的鬼头大刀平时用布包着,容易生锈,为减少死者痛苦,行刑前必须磨刀。而且,“干这营生必须学会‘择颈之细处而砍之’”,这都需要真本事。佟绍箕平时训练时,先砍划在冬瓜上的横线,“随手砍断,要求达到离线不差丝毫,才算到家。夜晚,又练习砍‘香火’,即看准‘线香’的发光部分,随手一刀,不上不下地切准火炭头子”。

由于经历奇特,邓海山们成为沈从文《刽子手》小说“将爷”的原型,他在1927年的小说写道:“‘将爷’行刑前几天,天天在家练习如何下刀、回头等整趟动作流程,以免在刑场丢了丑,”“一个刽子手是容不得泼许多次汤才弄好的。”

行刑时

绕到死囚背后,趁其不注意瞄准后颈“咔嚓”砍去

1890年,在香港警察司任职的田尼注意到,清朝官府在香港九龙城外海滩上对几名海盗执行死刑时,从维多利亚湾到九龙的许多香港岛的居民赶来观看。

他在给香港总督的报告中描述说,“海滩上横躺着的是刚被砍下头颅的8具尸体,张大的眼睛茫然地朝向天空,尸体的后面站着同样数目的8个围观者”。田尼特别提到,行刑的刽子手是特地从福建请来的。

田尼描述的只是这一套砍头仪式的“末端”。在此之前,颇有一套排场。

处决死囚时,知事(后称县长)需在法堂前对他验明正身,当场捆绑后,“将事先写好死囚姓名的纸‘灵牌’由知事用朱笔朝姓名上勾一红杠,然后将‘灵牌’插在死囚背上,随即一阵吆喝解赴刑场。”同时,佟绍箕喝了壮胆酒守在刑场等候犯人。“死囚解到刑场,即令就地跪下,死囚的正前方,这时另有一个持刀者,状似伫立以待”,1988年出版的《茶陵文史》描述说,“这称为‘引刀’,让死者在生前一瞬间,防前不防后,分散注意力。”这时佟绍箕已经到了死囚的后背,用他平日里训练的砍瓜、砍香火技能,瞄准死囚的后颈,“咔嚓”一声,人头落地。

民国初期,文人小玉在《司门口缩影》里提到,长沙司门口曾有一段时间是刑场,有段时间差不多每天都有人在司门口被杀,“并且还把头颅挂在电杆上示众。后来刑场移到识字岭和曾家冲”。

刽子手们一技傍身,自然不缺收入来源。佟绍箕在下刀之前,有的死者家属因不忍心死者“身”“首”异处,请他在颈项上断筋留皮。“能这样,甘愿送给他一些好处。”此外,刽子手还能从县衙中领到报酬,湖南《大公报》说,邓海山“每斩犯一名,由公署赏洋四元”,每次办完差领到赏洋后,他便在长沙县警备队买肉共分而食,他还享有“例不派差”的特权。

而那位从福建赶到香港“斩首”的刽子手,想必会获得更为丰厚的报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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